“严肃地,郑重地,接受这不可避免的战争……最艰难的磨炼莫过于把人的自由在神明的律令前低首屈服了。在服从神的意志上才显出心的质朴。”
大将军库图佐夫便是俄国民族心魂和它服从命运的代表:
“这个老人,在热情方面,只有经验,——这是热情的结果——他没有用以组合事物搜寻结论的智慧,对于事故,他只用哲学的目光观照,他什么也不发明,什么也不干;但他谛听着,能够回忆一切,知道在适当的时间运用他的记忆,不埋没其中有用的成分,可亦不容忍其中一切有害的成分。在他的士兵的脸上,他会窥到这无可捉摸的,可称为战胜的意志,与未来的胜利的力。他承认比他的意志更强有力的东西,便是在他眼前展现的事物的必然的动向;他看到这些事物,紧随着它们,他亦知道蠲除他的个人意见。”
最后他还有俄罗斯的心。俄国民族的又是镇静又是悲壮的宿命观念,在那可怜的乡人,普拉东·卡拉塔耶夫身上亦人格化了,他是质朴的、虔诚的、克制的,即在痛苦与死的时候也含着他那种慈祥的微笑。经过了种种磨炼,国家多难,忧患遍尝,书中的两个英雄,皮埃尔与安德烈,由于使他们看到活现的神的爱情与信仰,终于达到了精神的解脱和神秘的欢乐。
托尔斯泰并不就此终止。叙述一八二○年时代的本书结尾,只是从拿破仑时代递嬗到十二月党人这个时代的过渡。他令人感到生命的赓续与更始。全非在骚乱中开端与结束,托尔斯泰如他开始时一样,停留在一波未平,一波继起的阶段中。我们已可看到将临的英雄,与又在生人中复活过来的死者,和他们的冲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