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关于人们对忠顺的自然义务方面，我们的结论是妥切而直接的。关于道德的义务，我们能够说，原因停止，结果也必然跟着停止这个道理，在这里变成了荒谬。人们对于通则十分迷恋，因此往往将自己的原则推及这个通则的适用范围之外，关于这一人性中的原则我们曾多次提到过。当一些情形在很多条件方面只是在表面上而非实在地相互类似时，我们就容易把它们在那些最重要的条件方面的差别忽略掉，从而将它们置于同等的地位。所以，人们可能会认为，关于忠顺，即便忠顺发生的动机—利益的自然约束力已经没有作用，但是忠顺义务的道德约束力依然会继续发挥作用，不会停止。人们依然会破坏自己的私利与公益，因其良心的约束，而对一个残暴的政府表示服从。确实，我非常信服这种推理的力量。我承认，通则往往被推广到它们建立所依据的那些原则之外。我们很少对这些通则制定例外，除非它也具备通则的性质，并且是以很多通常的例子为基础。现在的情形完全是如此，我可以肯定地说，人们为了给自己寻求某种保障，而服从别人的权威，借此预防人的恶行与非正义，由于人是持续地受他很难控制的情感、眼前的与直接的利益的驱使，而违背所有社会法律。但是既然这种弱点是人性中所固有的，因此我们明白无论人们的身份和地位如何，它总是伴随着所有人的；并且那些被我们选举为统治者的人们也并不会因拥有较高的权威，而在人的本性方面立即变得超出于其他的人们。我们对他们的期望依赖于他们地位的变化，而非他们的本性的变化，由于他们的地位改变后，在维持社会秩序与执行正义方面他们就有一种比较直接的利益。但是他们在臣民中间维持正义全部的这种利益，只是比较直接些，并且除此之外，依据人性的不规则性，我们还常常能够预料到统治者们甚至会被他们的情感所转移，而忽略这种直接的利益，陷于各种过分的残酷和野心的境地中难以自拔。我们关于人性的一般知识，对于人类历史的观察，对于现代社会的经验，所有这些原因必定会致使我们给例外敞开大门，并且我们必然断定，假使我们对最高权力过度残暴的行为发起反抗，并非是出于恶行与非正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