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1737年遗嘱中，卢梭向上帝说明发生的事故，神父根据天主教仪礼将十字架放在他的身上，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义祈求上帝，保佑他的灵魂入天堂，这是天主教会的临终礼。[190]1763年的遗嘱未提上帝，他也不再渴望救赎，如实叙述病情，希望由医生解剖遗体，证明他没有感染性病。天主教会不支持人体解剖学，因为人体生理与《圣经·创世纪》的叙述矛盾。在日内瓦改革的加尔文抵制人体科学，1553年，他将持异见、主张血液循环理论的塞尔维特（Servetus）处以火刑。卢梭践行现代学者喻世的职责，是公共事务的评判家，又在报刊舆论中发现了现代意义的读者，尊重他们的趣味，渴求他们的理解。从渴望灵魂救赎转变为关注尘世的名声，是因为他无法承受屡次发作的病痛，所以对天国不再有寄托。
信仰混乱，不唯卢梭如此。18世纪是从中世纪向现代无神论过渡的时代，启蒙哲学家有了符合个体知识体系的信仰。伏尔泰在《风俗论》第一章不再讲述上帝创造万物的故事，而是写了中华文明，否定天主教的世界观；狄德罗创作《修女》，讽刺教会生活的丑陋；霍尔巴赫的《健全的思想》倡导的是无神论，“有必要检验宗教，置之于理性法庭，在理智健全的人看来，那只是一堆谬论、没有条理的寓言、荒诞的教条、幼稚的仪式，是从迦勒底、埃及、腓尼基、希腊、罗马那里借来的概念”[191]。人的生命意义在于尘世功业，不是对天堂的幻想与对地狱的恐惧，这就符合卡西尔所谓的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宗教观，以及梅尼克（F. Meinecke）的“现代历史主义”，即现代人的主体精神觉醒，要在世俗历史而非神的历史中寻找生命的依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