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章学诚从“心术”论到“名教”的很重要的一段话，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之指导思想上的一个方面。
不过，章学诚所举出的那些理由，用来“证明”他上面这段话的论点，是极勉强的。首先，以司马迁撰述《史记》的本旨来证明它“不背于名教”，这实际上限制了《史记》本旨的历史价值和史学价值。其次，对“发愤著书”的解释，既否定了批评司马迁“是非颇谬于圣人”一派的意见，也否定了“仿效”《史记》一派的意见，一言以蔽之曰“以乱臣贼子之居心，而妄附《春秋》之笔削”，则尤为过分。最后，以“贤者好奇”来说明《游侠》《货殖》等篇的撰述目的，也不免失于肤浅，与章学诚之着重“史意”颇不相符。当然，这个问题的焦点，并不完全在于，《史记》究竟是“不背于名教”还是有悖于名教；而在于章学诚因推重名教，连《史记》中所可能反映出来的任何一种批判精神都予以否认。这跟大讲“名教”的刘知幾肯定“司马迁之述汉非”这一事实相比，章学诚的见解反倒显得逊色了。“名教”观念对于史学批评家的影响，从这里不是看得更加清楚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