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都是由社会环境为我们塑造的，这两方面的事实蕴含着，一切道德都是社会性的；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应当考虑自身的行为给他人的福利所带来的后果，而且因为这本身即是事实。他人也会考虑我们的行为，并相应地对我们的行为作出反应。这种反应事实上会影响我们行为的意义，因此赋予意义也就不可避免，就像与物质环境的交往那样不可避免。事实上，当文明推动物质环境的发展，使之愈益人化时，物质能量和事件在人类活动中也就愈益发挥作用。不论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一事实，我们的行为都受到社会的制约。
习俗对习惯的影响以及习惯对思想的影响，便足以证明这一论断。当我们着手预测行为的后果时，最明显的后果往往来自于他人。就我们的行为得以延续或中断而言，他人的合作和反对是主要的事实因素。与同侪的相互关联，既能够为我们提供行为的机会，又能够为我们把握机会提供便利。个人的所有行为都确凿无疑地带有其共同体的印迹，其所使用的语言亦然。之所以难于认识到这种印迹，在于不同团体的成员禀有不同的印迹。我得重申，此种社会渗透性是一种事实，而不是一种应然，不是可欲或不可欲的东西。它并不确保某种行为的真与善；没有理由把罪恶的行为看作个体的，而把正当的行为看作社会的。同人的各种善举一样，对自身利益刻意的、无耻的追逐，也是受到社会机遇的制约的，所不同者在于，对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性的认识的性质和程度不同，两者各自的方法不同。不妨看看当今比比皆是的自我追逐，亦即金钱和经济力量的效力。金钱是一种社会产物，财产是一种法律习俗，经济机遇则依赖于社会状况，它们之所以成为追逐的目标，完全同社会的崇尚、声望、竞争和权力相关。如果说挣钱在道德上是可耻的，那是因为上述的事实，而并非因为挣钱的人脱离社会，孤立自私，或者因为他根本不依赖于社会。他的“个人主义”并非源自其天生的本性，而是源自他在社会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习惯，源自他的具体目标，而这些具体目标则是社会条件的反映。一个人可能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来不公正地牟取自身利益，他可能有意无意地运用这些关系来满足私欲。因此，他被指责为自私。然而，其行为及其所遭遇的反对都是社会范围内的事实，都是社会现象。他是把不公正的私利当作社会财富来追逐的。